【尹虹面对面】第4期，尹虹博士对话山东义科董事长姚长青

　　姚长青，河北秦皇岛人。一位数学专业出身，从“技术型”成功转为“市场型”，辗转折腾10多个行业后“尘埃落定”陶瓷行业干法制粉领域，投身研发创新蓝海的传奇人物。

毅然下海：从技术到市场

尹虹：姚总，你好！很高兴你接受我的采访。记得你是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你们系有位王梓坤教授，好像是教概率论的，他有本著作《科学发现纵横谈》，这本书我从大学读到研究生。《科学发现纵横谈》是当时人才学的重要著作，差不多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王教授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院士（学部委员）。

姚长青：是的。王老师给我们上过课。

尹虹：你从数学系毕业后，是什么契机让你干上了陶瓷这一行？

姚长青：说来话长，我是河北秦皇岛人，1984年毕业被分配到河北涿州石油部物探局下边的一个职工大学，在那里教了七年书。那时候，我的所有经历和人生都与陶瓷没有一点交集，除了吃饭用的（瓷）碗。记得当时我们物探局各方面的条件都是很优越的，我在局里参加了一个物探方面的软件项目，自己编程替代美国进口的软件，来了一个机会让我出去进一步深造，结果领导说我的工作太重要，走不开，使我丧失了这个机会。这个原因直接导致了我下决心离开单位，下海！

尹虹：当时很多人因为类似的原因“下海”。“下海”可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你没有做些有效的储备吗？

姚长青：没有。但是在我青年成长时期，与同龄人相比，我一直在做着某些储备。在南开读书时，我是数学专业，但我几乎修完了所有经济专业的课程，那时没有双学位的说法，不然我一定是拿双学位从南开毕业。在我毕业后工作的几年里，我自费读了中国科大的第一批函授MBA，所读的课程现在看来只是点皮毛，但在当时确实让我扩大了视野。我的这些储备，注定了“下海”是我必走的一条路，当时“下海”对我来说就是说走就走了。

当时有个在深圳的老同学让我到深圳去，说深圳有多好多好的，那时候我已经结婚，孩子都有了，家里只有1500元的存款，我全拿了，1000多元买了张机票飞深圳，到深圳后就剩下100多元了。

尹虹：我记得你第一步进入陶瓷行业好像是去了深圳的陶盛。

姚长青：到深圳开始是去了一家做POS机的公司，是当时中国第一家做POS机的，软件硬件都做，我同学在那里做副总。我干了10天，感觉不怎么好，工资一千多，一个月下来基本上剩不了多少钱，而且工作氛围也不好，远不是我要下海所期望的样子。期间几乎天天和同学聚会聊天，听说我感觉不好，大家都鼓励我，其中有一个同学对我讲了一句话：“既然来了，这一步已经跨出来了，坚持最重要”。这句话后来在我人生几十年里，一直激励着我。

陶盛的老板和老板娘———分别是我的大学校友和同学，在他们的邀请下，后来我到了陶盛。那时候是1994年，正是陶瓷行业发展迅猛的时候。我在那里待了两年零三四个月，1996年8月份出来的，此后陶瓷行业的发展就进入低谷期了。说起来也是因为之前那几年发展得太快了。

尹虹：陶盛当时是与明原、大涡塘齐名的三大压机模具公司之一。

姚长青：我在陶盛第一个职务是海外事业部部长，至今有些人还叫我姚部长就是因为这个。当时主要是做公司的进出口的报关、清关等工作，做了大概两个多月，期间还去了当时5月份在北京举办的陶瓷工业展。从展会回来后我的职务就调整了，做业务总调，负责公司整个业务和生产之间的协调。我不负责接单，但业务接单后我要排产。干了两个多月后业务也交给我了。我们在业务方面采取一种叫办“黄埔军校”的办法，招一大批人来培训，完了之后带出去跑，有业绩的才能留下来。几轮下来，最后留下来的都是相当不错的业务员。我8月份接手时陶盛一个月的业务才100多万，后来到年底，每个月已经有600多万的业绩了。那是什么概念？我们厂子不够用了，业务员基本上天天都要出去租借场地或扩大厂区。但这其实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业务需求大，订单上得太快，但我们的工人跟不上，质量自然跟不上，也搞得一塌糊涂的。年底起我就被提为管销售的副总，直接负责全公司的销售，包括各个办事处都归我管。

我经常谈我的这段经历，因为它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让我从原来的偏向技术转到偏向市场。是陶盛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从一个技术型的人才蜕变成为一个市场型的人才，在我的人生中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让我后来无论想做什么，我都会记得我的梦是从这里开始的。

尹虹博士面对面采访姚长青董事长

到处折腾：从模具厂到陶瓷企业

尹虹：那时候建陶行业谁都扩张得很快，其中无疑很多过度扩张，陶盛后来是怎样解决的？

姚长青：是的。当时山东办事处经理就表示不干了，玩不转。为什么？家家出问题，家家投诉，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销售人才，都说玩不转了。原计划到福建的我赶紧来到山东救场。在山东，我用了大概十天的时间把所有的陶瓷厂都“打”了一遍，不知道喝了多少酒，毛病也是那时候喝出来的。还好最后全部给搞定，我跟他们说该赔的赔，该免费送的送。可老板心疼了，我这样去了一圈二三十万就没有了。可我觉得这是一个公司信誉的问题，是必须这样做的。

我处理完以后，还提出了一个问题：模具一定要本土化，一定要在山东建厂。后来我就组建了北方分公司，我就任总经理。此前山东的业务大约是30～50万的订单，后来北方分公司把北方的业务做到了200多万，占了公司近一半的业绩。

但后来山东公司与总公司之间、我与老板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我就不干了。在一位好友的大力支持下办起了一家模具厂。刚刚开始做的时候有两家陶瓷厂给我帮了大忙。

尹虹：这就是说你开始自己创业了，原来的下海打工开始角色转变了，自己开始做老板了，或至少是合伙人了，是吗？

姚长青：是的。合伙方不参与管理，我自己来管模具厂，一切我说了算。当初下海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节点，这次的创业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节点了。我当时也走了些弯路，但还算不错。

尹虹：这个模具厂你做了多久呢？

姚长青：我干到1999年就不安分了，然后我去了徐州，以租赁经营的方式把一家国有瓷砖厂承包了下来。那几年，模具厂挣了多少钱，基本上在这里面就搭进去了多少钱。后来我因为去做陶瓷厂，就把模具厂交给我老婆了。其实在管理工厂这方面，她管得比我好，我反而并不擅长。

尹虹：你是一个战略家，属于那种寻找突破、打江山的人，她是属于守江山的。

姚长青：在大的层面上，我看方向还是可以的。去了那陶瓷厂后，就发现压机不行。待压机的问题解决后，就面临油的问题。我5月份去的时候柴油是1900元/吨，8月份后涨到了3000～4000元，10月份后就是4000元多了。这没法干了，天天愁得我。油价1900元的时候我一天烧4吨，后来变成一桶一桶的买，老是担心着没钱了要断火。

我想这样做太痛苦了，天天是“卖了豆腐买豆子”，根本挣不到钱。于是我说，干脆烧煤吧，然后把厂里的明焰窑底下炸了改成烟道烧煤的隔焰窑。煤那时才100多元一吨，我的压力顿时少多了。

尹虹：这样出来的砖质量不太好吧？

姚长青：那时候我们生产的砖倒也不是什么高端砖，所以还可以接受。

尹虹：是什么产品？

姚长青：两次烧的内墙砖。质量可以的，因为我看了淄博也有几条那样的线。这个算是我干的第一件“缺德事”。还有一件“缺德事”是把喷雾塔也改烧煤。当时的喷雾塔烧的是重油，虽然是进口的，但成本还是高，所以我力主烧煤。改造成功后，我们还卖设备（烧煤的喷雾塔），但很快就被很多人仿制了。

这两件事给我的启示是：创新其实只是一层窗户纸，你捅破它后你就会发现它原来很简单，否则你就一直以为它是一堵无法突破的墙。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不要固化了自己的思维，给自己加上条条框框束缚了自己，事实上无论什么东西、什么事情都是可以突破的。

这一段经历，可以算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尹虹：在徐州的这个陶瓷厂，你做了多少年？

姚长青：我在合同上签的是四年，实际干了两年半到三年左右。

尹虹：你的经历让我想起一个类似的比喻，大概是这样说的：“人生就如一列车，在驶入终点的过程中总要停停靠靠，然后再出发”，给我的感觉你的站点很多，总是过不了多久就又一站了。

姚长青：确实如此，我的站点可多了。那时，我的陶瓷厂大部分时间都在赔钱，后来经过改造虽然赚了，但还是填不上赔了的那笔，而且我模具厂的钱基本都搭进去了。在那期间，我还做过电动车，还和朋友在澳大利亚合伙成立了一家游艇配件公司，也做过汽车配件，还办过铁厂，还做过五金做过刷子，说起来我有很多的专利。至今为止，我起码折腾了十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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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突破：从服务到营销

尹虹：在一番折腾后，我看你后来还是回到了陶瓷行业，尤其是现在你的主战场还是在陶瓷行业，为什么呢？

姚长青：以前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什么都想干，但折腾一圈后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干成，赚钱的也不多。所以后来到2003年左右我就开始反思自己到底应该干什么。

模具厂是我一直在做的，虽然做不大，但一直都在赚钱，因为这是消耗品，需求一直都在。2003年左右，我们开始出口模具到巴基斯坦，发现那边办的陶瓷厂很不规范，规模小，不能完全连续生产，跟我们相比，各方面差距很大。刚好我们徐州厂的经理、技术人员有好几个人闲置在那里。于是，我跟那边的一个厂的老板说，你们一个月连9万m2都干不了，我给你派几个人过去帮忙。两个月后，我们帮他们每个月稳定在13.5万m2左右，那时候巴基斯坦瓷砖每平方米可赚2美元以上，相当于给他做了一个印钞机，同时我这边的人员也得到了很好的安置，一举两得。老板一看到这个效果，就非常信赖我了，至今我们两个家族都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

在我们的合作中，我不挣他一分钱，他只需要给我派过去的三个人开工资就可以了。然后我把中国的釉料卖过去，降了一半的价格我还能赚一倍多。后来我又帮他上了2～3条生产线，还把压机、喷雾塔、窑炉等装备都卖过去。我后来总结了一下，把这种模式称之为“服务先导式销售”，我先派人过去把服务做好，把他们的生产做到赚钱多多，然后给他们换设备，提升档次、提升质量，最后大家双赢。这模式后来在孟加拉、印度等地都应用得很好。

但这个模式后来出现了瓶颈，因为随着工资水平越涨越高，我们这边的人也不愿意出去做这个事。所以这个模式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但在那时却非常有效，并且让我们跟客户的紧密度非常高，客户对我们非常依赖，在中国所有采购都会委托我做。

经历了那些年，我最大的一个体会是：我们一定要做“小池塘里的大鱼”。这背后的逻辑，用经济学的话来讲就是做细分市场的老大，企业一定要做细分市场的老大才能较好的生存发展。

尹虹：确实如此。现在陶瓷市场也讲究品类战略，估计你搞10个亿也没办法做到像马可波罗、诺贝尔、东鹏他们的水准，但你可以聚集一个点，在某一个品类上超越他们。

我听说你们还把生意做到朝鲜去了，据“江湖”传说朝鲜的陶瓷墙地砖有70%都是你们做的。要知道一直以来，朝鲜是一个挺封闭的国家，你是怎样进去的？

姚长青：不是70%，几乎100%是我的。只要是陶瓷行业相关的业务除了像厂房钢结构那些我不擅长的业务之外，都是我在做。

接触朝鲜，其实是一段挺有趣的经历。有时候也是“偶然成必然”，2006年底，朝鲜一个代表团到淄博来访问，考察了一些陶瓷厂、设备厂。我们的模具厂当时在北方是做得最大的，所以就找到了我们模具厂。实际上我已经不管模具业务了，但听说他们要建整线，因为我那时在国外已经往整线业务方向发展了，我就有兴趣了，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在接待朝鲜考察团时，都是通过翻译交流，而且他们的领队社长一直不开口，后来突然又一次社长出声说话了，一口流利标准的中文，让我大吃一惊。

我好奇地问社长在哪儿学的中文，他自豪地告诉我在南开大学学的中文。我们是校友、是同学，一下子距离就拉近了，彼此的感情也拉近了。在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们想上二期工程，但工艺上比较薄弱，所以想到中国来参观考察，但很难考察到他们想考察的东西。但这对我来讲，再简单不过了，随后我就给他们安排考察了当时淄博几个好的陶瓷厂，把他们接待得非常好。几天下来，我们之间的感情又上了一个台阶。他们临走时就基本决定把中国的业务全部委托给我了。

在合作的过程，我的感悟也很多。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你在与客户合作时，真正以用户为中心才是关键。你把用户的利益放到第一位，而绝对不能把赚钱放到第一位，这样的合作就会非常成功。多年来，我们做了很多业务，但不是每一单都赚钱，有的单甚至是赔钱的都做，因为有些东西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像我给朝鲜那边提供的培训，到现在为止应该有200～300人次了。

尹虹：在朝鲜做的业务也是巴基斯坦模式的复制吗？

姚长青：不，我在朝鲜用的是另一种模式，因为朝鲜不会允许你给他派一个总经理过去。相反，他们是派人过来接受培训，从底层的操作人员到车间主任、厂长级的干部等，来挺多人的。他们来了，我找国内最好的陶瓷厂给他们培训，包括煤气炉操作、实验、工艺开发、自动控制等，教会他们让他们提高再回去。

尹虹：现在朝鲜的规模大概有多大？从整个陶瓷行业来说。

姚长青：整个平壤周围大概10条线左右，加上北方可能还有的2～3条，就大约11～12条，现代化的，其余的都是一些落后的老式窑炉。他们都是国营的企业。最大的那家就是“千里马”瓷砖，我们帮他们做了二期，现在三期又要帮他们做，4条线大概总投资2500万美元。朝鲜的业务做到现在其实也比较稳定了，我们两家公司合作一直以来都比较顺畅、愉快。我们两边的人都处得像同事一样，我们把那边的厂当成了自己的厂一样，他们有什么规划也会征求我的意见。

尹虹：到这里，我简单小结一下，从你做徐州那个厂以来，那个厂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失败或者没有很大的成功，但对你后来的发展、你折腾过的那些行业以及后来的巴基斯坦和朝鲜等都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你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都能为你带来很好的经验。

姚长青：对，确实如此。有时候真的就是这种因果关系，虽然说历史没有办法回去假设，但我真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我不做徐州的陶瓷厂，我不确定能把我后面的业务干下来，或者说能遇上那些业务。我一路赚钱一路赔钱的过来，在资本上没积累到多少，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徐州的钱已经N倍赚回来了。四年可以念一个本科，只不过我的这个本科是在陶瓷厂念的。因为我原来做压机模具，在整个陶瓷行业来说是很细的一个领域，做了徐州的陶瓷厂后我才对整厂有了概念，知道管理一个陶瓷厂的难点在哪里，而且人脉和其它各种资源都是在这个过程中积累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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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定位：从研发创新到干法制粉

尹虹：在我的理解里，你做过那么多的行业，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但总体来说，你现在陶瓷行业内名气最大的还是干法制粉。干法制粉，在陶瓷领域是一个古老而新鲜的课题，你怎么会选择做干法制粉呢？

姚长青：这个问题可能我在公开场合谈得不多。我为什么会做干法制粉？其中是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在里头。

我不是陶瓷科班出生，但在做陶瓷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观察在思考。在2008年前后，首先我在想整个陶瓷产业链的价值所在，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整个陶瓷产业链的价值高端不在生产环节而是在研发和市场。那时候大家对研发的关注不多，投入也不大，产品同质化比较严重。其实我在研发方面也没有能力做，但市场这一块只要我搞一些服务的创新就能给我带来很大的回报。而在生产环节这一块，我对公司未来的定位是绝不会有更多关注度在生产环节的，因为我一直认为未来陶瓷无论怎样发展，生产环节都是这个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绝对不能把精力和资源投在这个地方。但传统的如色料、熔块、装备等领域，已经有很多有优势的厂家和品牌，我肯定做不过他们，只能另辟路径。

第二点，在2008～2009年时，我们的出口业务做得可谓“风生水起”，但也因为太顺利所以导致我们的业务员满足于现状。我看这状态就觉得不对劲，意识到两个问题。一是如果大家没有斗志，不再找新客户开发新市场，虽说收入也不错，但脑子不转了，手脚也开始懒惰了，以后怎么办？那时候我们存在着一种叫“大客户依赖”的毛病，就是说我们有大客户，近90%的业务全集中在上面，没事的时候我们很风光，但如果这个客户出了问题，公司业务没了，影响就大了。就是说我们的业务已经不具有独立性，风险很大。在我们最赚钱的时候，我的危机感就有了，而且越来越强。

第三点，是我当时尝试了一个事。因为我们主要做出口，是单向业务，有出没进。我说要平衡进和出的问题，于是尝试从朝鲜进口煤碳，解决我们回款的问题。但是这个业务做了两年多，虽然一年增加了几千万的进口额，但后来觉得还不是方向。因为朝鲜的能源和原料、矿原料出口受国家政策波动太大，牵涉的精力很多，所以最后就停掉了。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只能选择一片蓝海来做。正好在2009年在展会上看到国外一家公司的干法粉料。我一看到那个料粉我就知道能用，回来之后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可以做陶瓷行业的干法制粉。而且当时我们对未来趋势的分析认为，环保肯定是陶瓷行业难以跨过的坎，必须解决。因为接触过很多行业，我知道水泥行业早就完成干法工艺改造，基于环保的原因陶瓷行业一定会走干法这条路的。

所以我说就选择这个，至少方向不会错。但做下来之后才发现有两个 “没想到”：一是没想到要花那么多钱，二是没想到要花那么长时间。要知道我当时估计投入一千多万就能搞出来了，最多花个两三年。淄博电视台采访我时，问我说：姚总你怎么那么有眼光，五年前你就布局研发了干法制粉工艺，我当时的回答是“无知者无畏，关键是那时也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这个要搞个五六年，花上六千万”，要是有人告诉我，我肯定不搞，还要衡量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2010年开始做实验线。中间我们尝试了很多方向，最后还是认为间歇造粒连续生产这种方式比较容易控制，尤其是针对中国国情，整个系统环境也会比较好。

尹虹：四川那边就有干法线，早你们差不多10年啊。

姚长青：我去看过了，早就停在那里了。所以我们的压力也蛮大，全公司所有人都反对，只有我一个人坚持。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不要说国内的不行，就是国外那些大牌的公司在中国也没有一条成功的生产线在运行，人家搞的时间也不短，而我们是从零开始的，而且我们公司原来的侧重点是在市场而不是研发生产，现在做研发，首先人员方面能否跟得上都是个问题。但我的回答是，没有一家公司像我们这样能够涉及那么多行业的，我们给国外设计工厂这一背景也是别人没有的。未来的创新，不一定要从零开始，而是跨行业的借鉴。我们有那么多行业的背景知识，比别人的条件都要好。

尹虹：这些都会有些关联？

姚长青：对，可以打开你的思路。

尹虹：那么我觉得不一定是无知者无畏，而是因为你之前有很多经验。

姚长青：是的，我们最主要是有很多经验的积累。还有一个给了我坚定信心的是当时看了一个节目，一个90多岁的院士研发发动机以特殊的铸造方面成功做出中空叶片后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人家都做出来了，咱们就是找哪条路往哪里走的问题，所以我们不用怀疑结果，咱们肯定也能做出来。所以我跟公司股东们说之前陶瓷厂都是烧油，他们没想过可以改烧煤这回事，但我做到了，所以创新这方面不用怀疑我，我有这个能力。我还跟他们说，我跟你们一起干，成了大家分成，不成这里面投入的钱算我的。但这过程里还是走了两个副总和三个总监，因为一年“烧”一千多万，原来公司每年都分钱，干这个以后不分钱了还得往里面投钱。当然，这事我也不怪他们，这么大的项目还是要信念加坚持才能成功，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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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研发：从天使投资到专业团队

尹虹：你们这一路走过来还是挺艰难的吧？

姚长青：是挺艰难，但也挺幸运。我们从2010年起做原型的实验室机组，2011年就做出来了，这时候我们成功地引入了第一轮天使投资。要知道我们这个传统行业拉风险投资是很难的，尤其是我们公司那里注册资金才200万，一条小生产线的投入是30多万，很多设备都是二手的，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心很诚。我跟他们讲述这个项目在水泥行业是怎样的情况，现在在陶瓷行业又是怎样的状况，未来的发展是怎样的。他们听明白了，还觉得我这项目挺好，他们考虑投资。他们决策也很快，一个礼拜左右就定了，问我给我这个项目估值一亿怎样？我听到时没立即表态，但心里却嘣了一下：我们这个项目能值那么多钱吗？最后，第一轮的资金几百万就进来了，我的信心也开始坚定了，拿着这笔钱开始放大做中试线。

尹虹：这是哪一年？

姚长青：2012年。2011年开始投资，2012年初钱就进来了，然后我就把中试线做起来了。

尹虹：整个公司都有干劲了？

姚长青：倒不能这么说，因为钱远远不够，因为一个中试线运转起来，很快粉料都堆成山了，通道被打开了。到2013年，我们又进行了第二轮融资。当时想投我们的很多，但最终这一轮我只要了1000多万，我觉得能够支撑我的业务开展起来就行了。后来知道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年我们又开始了第三轮融资。一路走来，虽然凶险，但幸运的是我们走对了路，有惊无险。

总的来说，我们最幸运的不是我们在技术上的突破，而是在初期就引入了风险投资，是资本市场让我们支撑到现在，否则让我们全部掏自己口袋里的钱来烧的话，估计远远不够。大创新意味着高风险，高风险一定要引入风险投资，当然成功了要给人家高回报，就这么简单。所以说，风险资本对我们这个项目的支持非常重要。

尹虹：作为业内人才，我想更多地问一些关于这个项目的推广以及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以让读者更多地了解这个技术。我个人认为这个项目在推广方面还有一个过程，在原料方面也有很多问题。在粉碎阶段，使用立磨，金属磨头会不会带入铁成分；还有造粒，是过湿造粒吗？

姚长青：也可以用陶瓷，我们有两种选择，除了陶瓷还有合金。我们目前在金卡生产线上用的就是合金，对于要求高的就要用陶瓷了。

在造粒这一块，虽也是过湿造粒，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我们现在也在这一领域深入地下功夫，因为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我们的能力了，所以我们跟一些高校合作建数学模型，我们现在选了三种试用数学模型来做数字模拟。在做的过程中，真的深感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其机理涉及流体、粉体、传热、传质、颗粒形状、机械、转速等等，都要考虑清楚，相信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是绝对领先的，而且我相信我们会一直领先下去。我们的造粒是与人家的完全不一样，我们不是简单的仿一个机器，而是在深层的把机理搞清楚，最后未来的设计是通过数值模型然后再反过来去实际验证。

我们现在已经走上了一条良性研发的路，其他人想模仿我们走这条路，还是要跟很长时间的。至少我是数学专业出身，在数学模型这方面理解也比较快，我们现在合作的很多专业的人才，他们一跟我说我马上就能理解，这是我的专业优势，然后我会根据我的经验与他们商讨具体的方向，再继续往前走。目前我们在造粒方面只是完成了初步的研发，未来随着产能逐渐加大，我们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投入更多，只是路走通了，相对来说就比以前好走了。

尹虹：就是说在造粒过程中不是完全靠以后的过筛来控制，还是在造粒过程中就已经全面考虑了。

姚长青：必须的，完全靠后面的过筛处理不现实，不然就太复杂了。一般来说过湿造粒不容易，很多时候你想筛都没法筛，我们想走筛分这条路走了两年都没走通，因为想在高粘度的情况去筛真的很难，但后来我们还是想出了其他的办法。

尹虹：过湿造粒后，必然要再干燥，记得LB采用的是流化床干燥，你们呢？

姚长青：我们也是，但是热源基本上都基于现在的陶瓷厂的余热。我们的跟LB的也有所不同。LB是采取单层干燥的，它的热效率比较低，热风穿一次就走了；我们的是三层，之字型结构，热流效率提高了一倍多，产能也大，占地面积也小。你知道，流化床在化工行业的应用都是很成功的，以后还会不会有更好的干燥方式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会继续在这方面研发下去。现在的流化方式只是能基本满足较低的应用需求，比如说我们现在做20吨的小时产量没问题，40吨的话还需要验证，100吨、200吨、300吨等大产量能不能行？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说要继续研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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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法之路：从单纯粉料制备到多工艺配合

尹虹：因为我是陶瓷专业出身的，所以对行业内的技术新动态一直都比较关注。在大家不要说不知道你做干法制粉甚至连义科都没听说过的时候，我就留意你这边的动态，从你开始有小样出来到前年的鉴定、去年的投产以及后续的运作，我一直都关注着。我在想，你的干法制粉应该达到我们需要的水准，但距离在陶瓷厂的全面运用应该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因为毕竟跟传统的粉料不一样，而我们传统的生产工艺对干粉来说也不是最佳的工艺，你觉得在后期工艺上哪些环节是很重要的？

姚长青：说得很正确。干法制粉不是单纯地粉料制备。我们一开始也是认为在造粒方式上改变一下，解决造粒、级配的问题就OK了，但随着研发的深入和推广的展开，我们的认识也改变了，实际上带来的是工艺上很大的变化和完全的一种变革。应该说干法制粉工艺更多的是关于干法粉料的最佳工艺应用。

先从原料配比来说，金卡这条线的运行其实验证了一个问题，我的粉料流动性、收缩比等参数都没有问题，表现非常好，在产量上也不会比湿法的低，压机次数也不会比他差，面料的聚集性比他好。但干法粉料与传统粉料毕竟是有区别的，有些更好的性能，关键是用什么最佳工艺（如：压机行程、釉料的流动性能与收缩性能、干燥、烧成等）与之配合。如：在配方不变、同样的压力下，用干法造粒，生坯强度至少提高50%。

尹虹：我在金卡那里看到有3mm厚的砖。

姚长青：那个用湿法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因为同样压力下，我用干法工艺压制的生坯强度要高出许多，但湿法做不了；比如600×600mm的砖，我现在有把握做成5mm厚，保证能平稳走砖，但湿法做不了。为什么？湿法工艺有两个环节破坏了粘土的粘性，一是减水剂，湿法都要放减水剂，你虽然加了三十粘土，实际上最后没有起到三十粘土的相应起的作用，你把一部分粘度破坏掉，减水剂本身增加流动性其实就破坏一部分粘性，改变了酸碱度；二是在喷雾塔高温造粒时，600~700℃的高温会把粘土里的很多结构破坏掉，粘度就没有了，所以即使加再多的粘土也起不了粘土的作用。我们循着这个思路分析，再考虑进一步减少粘土的用量，也有利于干法制粉的粉碎过程效率。

干法制粉有时能做一些湿法做不出来的产品，所以我认为干法不是简单的去解决环保、成本或者节能的问题，还有对产品本身的改善，所以我觉得我们再深入研究下去估计还能发现它更多的特点。你今天看的那个砖，3mm厚，我是想重点推的，而且很多人都感兴趣。

尹虹：（湿法）做3mm已经是非常艰难。

姚长青：用干法这是很简单的事。金卡那条生产线运行到现在，我们认为还不够完美，还是有一些问题暴露出来。做干法制粉，原料的均化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虽然已经做了很多，但我觉得还是不够。所以我们也在思考，原料能不能从源头上做好？进厂后就把原料的均化做好，这样料仓要改，改成3万吨的均化厂。

总的来说，干法制粉与各种工艺的配合以及它的不断优化还是有很多事情要我们去做的，这条路很长，但我相信道路虽然曲折，前途还是光明的，所以我们会坚持走下去。

尹虹：好，祝你们的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顺。最后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这里代表佛山陶瓷学会、《佛山陶瓷》杂志社、《创新陶业》报及中国陶瓷产业信息中心对你接受采访再次表示感谢，谢谢！